民進優(yōu)良作風 | 葉圣陶：愛聽課的教育部副部長
2023年是民進“作風建設”主題年。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在主題年工作動員會上指出，“以民進創(chuàng)始人為代表的老一輩領導人，開創(chuàng)了民進的優(yōu)良作風。他們投身愛國民主運動，在嚴酷的政治斗爭中、在廣泛的社會活動中、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自覺自律，身體力行，展現(xiàn)了高尚風范，創(chuàng)造了優(yōu)良傳統(tǒng)。”
為繼承和發(fā)揚民進優(yōu)良傳統(tǒng)和老一輩領導人的高尚風范，民進網(wǎng)開設“民進優(yōu)良作風”專欄，講述民進優(yōu)良作風故事，敬請關注。
葉圣陶（1894—1988），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任民進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名譽主席。
新中國成立后，葉圣陶在擔任教育部副部長期間，經(jīng)常深入課堂，聽一線老師的課。他聽課大多選擇在休養(yǎng)期間，如1957年的“南行”（廣州、杭州），1961年的“西行”（成都、重慶），1965年的“東行”（濟南、青島）。
1957年3月，妻子胡墨林病逝，葉圣陶沉溺在悲痛中，朋友們勸他去外地休養(yǎng)一段時間。在老友王伯祥和秘書史曉風的陪同下，葉圣陶于3月20日“南行”。到了金華，他做得更多的不是休養(yǎng)，而是聽課、座談、演講。4月13日，他到金華市一中聽何章憲老師上文學課，下午到金華女中聽吳培之老師講《為了忘卻的紀念》。15日，到金華師范附屬小學聽課，并與當?shù)刂袑W語文教師代表座談。
1961年4月，葉圣陶離京“西行”。25日抵達成都，次日上午“訪龍江路小學，聽袁麗華老師教六年級語文，課文為《詹天佑》”。27日，訪新南門外第七中學，聽蕭曼倩老師的語文課，“蕭之范讀甚佳，能使學生聽而增進了解”。28日，到二十中聽語文課，“一為女教師王鏡蓉教初二《陳涉起義》……余于此唯覺如《陳涉世家》之文殊不宜用于初三……”葉圣陶將這些心得寫入了《旅川日記》。
1965年，葉圣陶“東行”赴山東調查教育情況，在青島市第七中學聽了多堂課并參加座談。
在北京，景山學校、豐盛胡同學校、二龍路學校、北大中文系等都留下了葉圣陶的身影。他不僅聽課，還參與備課，甚至親自給學生講課。1964年2月1日，他為景山學校學生講授《多收了三五斗》課。
擔任教育部副部長十余年，葉圣陶聽了多少節(jié)課已無法統(tǒng)計。1961年12月，他到景山學校聽課，“為時五天”，這五天聽了多少節(jié)課無法考證。新中國成立后，有日記和《年譜》明確記載的聽課達46次之多（如前述“為時5天”聽課，計為5次）。
葉圣陶聽完課后總會與師生交流心得。從史料看，新中國成立后，他組織、參加各種座談會達90多次。
1950年，葉圣陶主持教材編寫工作，曾密集邀請專業(yè)人士、教師座談，討論教材問題，征求各方意見。1958年1月12日至25日，葉圣陶偕周有光赴多地宣傳《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他1月20日抵昆明，21日即召集座談會，22日宣講拼音方案，23日又召集座談會，與云南科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文工作者討論拼音方案與少數(shù)民族的關系。
葉圣陶非常注重一線教師的意見，也經(jīng)常與學生座談。對于“找上門來”的師生，他也歡迎之至。1961年12月4日，葉圣陶接待北京廣播學院兩位青年教師來訪，“謂彼院語文教師五六人將隨時來余處請教，希于彼輩之教學有所助益。余允之，言定大約每兩星期來一次”。1983年，89歲高齡的葉圣陶還熱心接待了來自武漢、北京及常州等地教師來訪。
葉圣陶認為，“多少年來，語文教學的效果不怎么好，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沒有認真做些研究”，而做研究“首先就得調查”。他認為，“不論聽起來多么好的議論，都得放到實踐中去檢驗，才能判斷這種議論是不是切合實際，確有實效”。葉圣陶深入課堂聽課，就是因為“要了解教師，看看他們實際的工作情況怎么樣”。
1957年4月，葉圣陶在《致人民教育出版社工會全體會員》信中介紹自己聽課、座談的收獲：“在金華和溫州，我們到了幾所中學和小學，都聽了語文課。教學都還可以。普通話的推廣成績，小學比較好。應兩個市中學語文老師的要求，開了兩次座談會。老師們踴躍發(fā)言，把我們看成熟朋友，這是很可感動的。”他還提到教材編寫責任重大，“他們對大綱、課本、參考書都有許多意見，或是不了解用意何在，或是不贊同咱們的看法和說法，或是覺得咱們的工作太粗疏了。但是他們尊重大綱、課本、參考書，意見只在教研組里談談，或是干脆藏在肚里，教學的時候還是按照咱們的。咱們的影響這么廣，咱們的責任這么重，非極端鄭重仔細，考慮周詳，研究透徹，然后定稿，決不能做好咱們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