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興登在香港

　　范興登（1922—2002），曾用名范有楨、范友楨、友真，廣西桂平人，1938年在廣西桂平洵洲中學讀初中時加入學生軍從事抗日救國宣傳工作，1942年就讀重慶民治新聞專科學校，1948年夏任香港南國書店經理，民進港九分會聯絡組成員。1950年后，先后擔任民進廣州市分會籌委會委員、秘書處主任，此后一直在民進廣州市委會機關負責會務工作；民進廣州市第八、九、十屆委員會主委。曾任民進中央委員、常委，民進廣東省籌委會副主委，民進廣東省委會副主委。第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九屆廣州市人大委會副主任，第八屆廣州市政協副主席。

　　范興登與香港南國書店

　　南國書店是中共1946年5月在香港創辦的香港九龍第一家出售愛國、進步書籍的書店。司徒堅、王蔚然、盧葦、范興登先后擔任該店經理。在中共香港分局的直接領導下，書店通過出版發行進步書刊，附設“進修圖書館”“生活油印社”等活動，廣泛接觸港九愛國青年，在擴大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爭取青年、發展進步力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香港南國書店個性鮮明，以青年為主要服務對象，積極發行有關青年思想修養、革命理論和文學藝術方面的書籍，如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青年學習叢書”，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社會發展史》等。而出售的有關期刊，則主要是《群眾》《光明報》《周末報》《經濟導報》等中共領導或主辦的進步期刊。其中中國民主同盟的機關報《光明報》由香港南國書店獨立負責發行。此外，書店還不定期編印書目、圖書簡介廣為宣傳，不但有很多港九青年知道九龍彌敦道579B號有一間專為青年服務的進步書店，甚至廣州、澳門、新加坡、印尼等地的青年讀者也常寫信來索取書目和委托代購愛國進步書刊。

　　范興登于1948年夏天接任盧葦任南國書店經理，此時正當書店資金缺乏、工作人員經濟生活極端困難的時期，范興登多方奔波籌集資金，出版發行了一些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書刊。如：《南國文藝小叢書》（這套兒童文學叢書包括黃谷柳的《墻》、紫風的《學士帽子》、許稚人的《奔流》、周為的《淚是這樣流的》、胡明樹的《江文清的口袋》等六本單行本）。這些書大多通過描寫國民黨統治下的兒童、青少年顛沛流離的生活，揭露反動政府的腐敗和黑暗，對生活在香港社會的青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1949年全國勞動協會第六次大會召開后，根據中共香港分局港工委的指示，香港南國書店立即以《工人大團結》為書名，用叢書的形式出版大會的決議、報告等文獻，以配合宣傳革命形勢的勝利發展。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全國解放，書店及時出版了黃雨的《進入新社會之前》、楊奎章的《青年與勞動》兩書，教育青年在全國解放后新的革命形勢下如何生活與斗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淚是這樣流的》《進入新社會之前》封面及封底版權頁

　　范興登領導的香港南國書店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在店內附設“進修圖書館”，讓青年免費借閱圖書。“進修圖書館”藏書約有3000余冊，作為爭取青年、教育青年的重要手段，書店把它擺在重要的位置上，動員全店工作人員共同發展讀者，領發借書證的人數經常保持在300人左右。通過借閱愛國、進步書刊，提高了政治覺悟，不少香港青年成為了進步民主力量的中堅分子。

　　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事業進入戰略反攻，國民黨軍隊在全國戰場節節敗退，香港的政治環境更加險惡。國民黨反動派的所謂“港澳總支部”及其豢養的大批特務還公開猖獗活動。《文匯報》等中共宣傳機構屢屢遭受國民黨特務的破壞，以至于不得不在門窗加建防護網以防止特務投擲手榴彈。南國書店的門口經常有特務監視，范興登及書店工作人員、“進修圖書館”的讀者也是屢遭國民黨特務尾隨、跟蹤甚至恐嚇。

　　為方便進步社團、學校刻寫油印刊物、教材和其他宣傳品，同時以刻寫油印的收入來維持書店人員的必要生活開支，南國書店還成立了“生活油印社”。當時在港島有很大影響的電影劇本《珠江淚》（陳殘云著）以及香港地下學聯一批批中英文宣傳品就是“生活油印社”刻寫的。為規避香港反動當局的出版封鎖和檢查刁難，“生活油印社”的工作大都是在九龍荔枝角道的一間地下室秘密進行，盡管如此還是曾受到九龍裁判署處以的300港元“罰金”。

《戰斗中的新越南》和《論越南八月革命》封面

　　根據中共關于加強宣傳東南亞人民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指示精神，署名“麥浪”“長征”分別編著了《戰斗中的新越南》和《論越南八月革命》兩本書。南國書店奉命在香港出售。1949年6月的一天，香港警察總署政治部突然傳訊范興登，揚言要追究出版的“法律責任”。香港警司認為：“出版該書的黎明出版社未向香港政府登記注冊，兩書中的文字提到‘法帝國主義’和描述其暴行慘狀時，過分夸大其詞，觸犯了香港政府出版法。為此，必須追究出版、發行人的法律責任。”當時，范興登據理反駁：“南國書店既不是出版者也不是發行人，只是代售該書，黎明出版社是否登記注冊書店概不知情。”警司追問了老半天，問不出他所需要的結果。只好悻悻然又帶恐嚇地對范興登說：“你這人真狡猾。請注意，利源印刷廠那么大的機構我們都能把它封掉，你們那個小小的南國書店算得了什么！”他們達不到預期目的，就被迫打出最后一張王牌：勒令南國書店限期停售《戰斗中的新越南》和《論越南八月革命》兩本書。其實范興登等人早有準備，之前已將兩書大量發行到越南、馬來西亞去了。

　　發表作品抨擊時弊、投身愛國民主運動

　　早在1946年，范興登就在《每周評論》發表文章《閑話綏靖區》，揭露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國民政府接收大員們貪污腐敗、中飽私囊和廣大民眾食不果腹的現狀，指出“國軍只接收了土地但卻失去了民心”，提出“整飭軍紀”“改良政風”“軍政分治”的主張；他在《每周評論》的另一篇文章《關于停用“偽員”》中指出，應區別對待原汪偽政府的“偽員”，罪大惡極者鎮壓，能夠改造者經歷甄別和考察可以限制使用，對絕大多數所謂“偽員”應盡量發揮他們的特長和經驗為新政府使用。可以看出，此時的范興登對現實不滿的同時，寄希望通過改良政治實現自己的報國情懷。

　　到港后尤其是與共產黨人司馬文森等相識、加入香港南國書店、參加民進港九分會后，使范興登的思想認識逐步得到提高。他除了積極參與民進港九分會的會務活動外，還發表文章和文學作品，抨擊時弊、投身愛國民主運動。

　　在胡明樹（原民進港九分會成員）主編的《先生與學生》、《讀書的季節》（“學生文叢”）范興登發表多篇政論文章。其中在《談文憑》中，他對國民黨政府中憑“靠山、后臺”“同鄉、同學、世交”就可以“在升官之路一帆風順”的現象進行了有力嘲諷，進而他以蘇聯文豪高爾基和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為例，大聲呼吁學士、碩士、博士的文憑“極其量是記載著個人受教育的身份，但向人民立功，造福人群，才是真正不朽的偉大文憑”。

　　在謝加因（原民進港九分會成員）主編的《小先生》月刊范興登發表雜文《牛與農民》，寫道：“葉圣陶先生把牛喻作中國的老百姓，牛辛苦一生沒有得到應得的報酬，到頭來反被送到屠宰場。今日中國的人民也正過著牛一樣的生活，在漫長的黑暗歲月中受了多少欺凌與壓迫。”他大聲疾呼“歷史到了轉捩點，牛呀！你再也不能那么馴服受人宰割，該是你發揮‘牛力’的時候了！”可見，此時26歲的范興登經過淬煉已經由社會改良主義者成為一名堅定的民主戰士。

1986年范興登（左）與原民進港九分會成員溫崇實在廣州

　　在中共即將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在港民主人士紛紛乘船北上之際，國民黨特務和香港反動當局大肆迫害民主人士。為防不測，民進港九分會負責人陳秋安責成范興登將港九分會的重要資料轉移到相對偏遠、位于香港九龍荃灣的其安化工廠秘密存放。

　　1950年初范興登回到廣州，不久入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曾一度由許廣平（時任民進中央秘書長）提名到民進中央機關短暫工作，民進廣州市分會籌備成立期間調回廣州任分會籌委會委員、秘書處主任。

　　（文/周濟光，圖/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民進廣州市委會檔案）